“你们浙江人都很有钱！”这是很多外省同行给浙江记者们贴的一个地域标签，有时任凭你怎么解释自己没积蓄都无济于事。
坦然说，相比之下，浙江人现在确实都更有钱些。2005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3382美元，列全国省区第一位；同时贫富差距也最小，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而500万浙商大军闯世界，无疑成为浙江地域标签由来的主要制造者。
但是，浙江人原本就有钱吗？回答却是否定的。若以28年前的经济发展各项指标观察，即便与某些中部省份比较，浙江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工业基础也远未能及，而且资源基础极为薄弱，政策上受的是中央普照之光—没有任何特殊性，在1953 -1978年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共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而就是在这样的劣势面前，浙江，特别是温州、义乌等草根城市，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实现了几百倍地增长。浙江为何能成为中国最具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曾担任杭州市副市长的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说，其根源在于浙江固有的宝贵的人文精神，即创新和开放的精神，而且各级党委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都非常注意保护、发扬、培育这种人文精神。这是浙江的一个基本经验，这条经验使得浙江遍地是英雄，使得很多不可能在浙江变成了可能。
浙江义乌，一个一无资源、二无国家投资的中国草根城市的典型，如今是中国经济活力最为强劲的县级市：0.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本地人口60多万，但几乎容纳了一倍的外来人口和上万人的外商。
义乌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总经理宗承英兄弟，现在是一个拥有3000多员工、效益良好的外向型企业老板。1970年代，宗承英开始做“鸡毛换糖”生意：在家里用红糖熬成糖饼，用担子挑着到外地去换鸡毛，回来后到当时的社队企业换钱；他们再用鸡毛做城里人用的鸡毛掸子。“鸡毛换糖”，已经是义乌人世代相传的生意经了。
“鸡毛换糖”催生了义乌人的野心，他们开始偷偷到外地批点日用品卖给本地的小店。宗承英就经常见缝插针地向生产队请假，晚上出发到苏南批货，第二天拿货，第三天凌晨回生产队干活，收工后再把家里藏着的货拿到小店卖。这样一次偷偷摸摸干下来，相当于生产队一两个月的工分值。改革开放后，宗的足迹遍布广西的路边，并开始在苏南拿货，后来像“宗承英这样的义乌人”多了，货源也跟着自然转移，他也开始从义乌拿货。1984年，时任义乌市委书记的谢高华看到义乌街上越来越多的小商品，便大着胆子在义乌建了一个大棚，把马路边的地摊都收归到这里来，这件“小事”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有了雏形。1990年代后期，义乌小商品开始名声大振，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往这里跑，义乌逐渐发展了好几个市场。在小商品市场已经有几个摊位的宗承英生意火爆，由于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他就和弟弟宗谷音动了办厂的念头。彼时开始，到义乌的外商越来越多，以至于今天梦娜袜业的外贸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份额。在今天的义乌，大部分街道开始同时使用汉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对外介绍，而在小商品市场里，经常可以看到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摊主老板，正用熟练的英语快速地与不同肤色的国际客商谈笑风生。
因为开放和创新的人文精神，加上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宗承英兄弟的经历也成为很多著名浙商的写照。放眼浙江，温州的修鞋匠、理发匠、弹棉花匠，东阳、诸暨、上虞等地的建筑匠，永康的五金铁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兴起，并成就了众多今天的风云浙商。
“民本”但又“多元”
浙江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然而，你却不能说浙江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中国社科院裴长洪、黄速建等专家们概括浙江经济是“民本多元”，实在是一个高明而又令人惊喜的发现。
浙江经济首先是“民本”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到2005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达70%以上，非公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进入1990年代后期，产权制度改革愈加活跃，使得浙江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这时候，确实有不少人感到迷惘：这样下去，浙江会不会变成非公经济的天下？然而，新世纪后的实践证明,浙江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20%左右时开始相对稳定下来，并没有再出现大幅的下降。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浙江国有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比重的1.81%，列居全国倒数第一。数量虽少但经济总量却很大：浙江国企的资产总量位居全国第五，净资产、国有资产总值和营业收入位列全国第四，这一小一大，不得不令人叹服。
不仅如此，浙江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各行业企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合理。在浙江，纺织、食品、家具、文体用品、塑料制品等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几乎完全退出；在医药化工、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维持在10%-15%之间；而在石油、钢铁、电力、自来水等重要基础工业及公共产品领域，浙江仍然是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且有加快向关键行业、重点地区和大企业集中的趋势。浙江率先建立的这种市场经济机制和形成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的市场主体格局，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
经济增长中的取与舍
高科技企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我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诞生的黄岩县海门化工厂，成立50年来，这家企业没有1年亏损过。由于其市场85%以上在海外，在世界医药市场上，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海外客商看好海正，一者因为这家企业技术先进，拥有二十多项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二者因为海正有两大看点：第一，每年研发费用“超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的8%以上)；第二，环保投入“超亿元”(累计硬件设施投入1.7亿元，约占公司固定资产总额的12%)，这样的投入力度在中国的医药行业并不多见。
“海正先行一步的环保理念也有一个过程。”海正集团党委副书记蒋灵跟记者探讨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海正为龙头的台州医化工业园区发展迅速，这些企业中，一些粗放发展的企业片面强调产值和利润，认为“先生产、后治理”；海正这样的国家重点企业先行一步，但仍然停留在“以降低污染程度为重点的末端治理阶段，努力寻求生产和环保的平衡”。
进入新世纪，海正每年需要接待包括国际巨头默克、礼来等国外客户500多人次。他们发现，过去老外采购产品，一般通过“看样品-看厂”两个环节就能确定，现在除这两个环节外，还要综合衡量环保-健康-安全(EHS)体系。对EHS体系、技术工艺、装备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审计后，双方才进入商务程序。而此时，海正的高层也逐渐意识到，作为给人类带来健康的制药企业，可不能在生产中给环境带来危害啊。
于是，海正下决心建立国际先进的EHS体系(环保、健康、安全体系)，树立了“环保理念先行一步”的企业策略。他们开始最大限度地加大投入，坚持环保理念的“前延后伸”：向前延伸至公司的战略，对产品项目的遴选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开始介入环保治理，不仅要求拿出合格的样品，还要拿出三废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工艺；向后伸展至营销竞争理念。2004年4月，海正药业向当地医化企业发出了“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效益观”的倡议。
当海正在发展理念上进行深刻转型之时，浙江全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开始不绝于耳。浙江是一个工业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3位，28年来浙江经济急速发展，但却是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实现的，也给浙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各级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环保投资来看，浙江从1998年的7.13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10.26亿元，6年增长了28倍。同时，浙江经济体系内部开始增生出一种自下而上、自发自觉地追求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相和谐的力量。
“十五”期间，浙江党委政府明确了“绝不用绿水青山换取GDP”的工作思路，又先后提出“绿色浙江”、“生态省”建设的目标。2005年，作为十个试点省市之一，浙江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引导政绩观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对于当前浙江发展的大环境，省委书记习近平指出：“浙江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影响相对较大的五年，浙江省仍然较好地完成了“十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快速城市化中的和谐社会
城市化的征途中
这里是5个小渔村，有一条老街、若干农舍和一片滩涂，人口不到7000人。时间定格在1983年底。
这是一座现代城，面积80.7平方公里，人口28万，其中城区面积15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5万人。有印刷、小包装、塑编等四个工业园区，已建成礼品、腈纶毛毯、陶瓷、服装、建材等15个专业市场。2005年，实现生产总值59亿元。还有一幢23层的乡镇广电大楼，常让很多县市区级单位的同行羡慕不已。
没错，这就是农民自建的、1985年即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的昨天和今天。1984年开始建制的龙港镇，在全国率先突破两个“禁区”：推出土地有偿使用—筹集建设资金；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因为这两个政策，龙港在建镇当年就筹集到1000多万元建设资金；建镇4个月后，申请到龙港建房落户的农民就有5000多户。两项突破使今天的龙港镇，成为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浓缩，并让观察者对浙江的民营经济、专业市场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透视。
龙港的四个工业园区，集聚着当地的四大支柱产业，正是今天外界看到的浙江“块状经济”。中国印刷城内的浙江富康包装公司董事长孙绍丁，5年前这样告诉观察记者：“龙港有两大法宝吸引着我，一是完善的产业集群，二是更具集群效应的示范工业园。在这里，我如鱼得水！”他说，“我的企业任何时候，甚至半夜或凌晨，缺了印刷材料也不必担心，因为‘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有些印刷工序我们企业不想做，比如折光压纹、烫金等，我可以交给专门搞这个工序的企业去完成，对我来说，其他企业就像是我的一个个车间。”
生机蓬勃的“块状经济”，再依托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联动发展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也由此被学界概括为“小企业、大积聚”、“小摊户、大网络”等经济表征。20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浙江省年产值超亿元的经济区块已达604个，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中的有效载体。而“区块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壮大：2005年全国百强县名单中，浙江上榜县有30个，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再将目光往下看，2006年底公布的全国千强镇名单中，浙江占了266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区块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壮大—城乡差别缩小—乡村人口减少—快速的自我城市化道路，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56%。
城市化直接联系着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浙江从2002年就开始探索对征地农民的保障制度，有200多万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类似这样的协调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是浙江的一条重要经验。到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个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入学率也达到了96%，2006年还在全省全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通过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2005年起在全省对农民免费体检。治安方面，通过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平安浙江”成效显著。
和谐发展与以人为本
“越漂亮的地方就越穷！”这是很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们常有的一个感性判断。
浙江衢州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地处浙江西南的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后，衢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一直低于全省水平，前者对后者的比例关系，从1970年代末的接近全省平均下降为1980年代的70%、1990年代的60%以及本世纪初的不足全省平均的50%。但是在“十五”期间，衢州却发生了超常规的增长：2000-2005年间，衢州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出全省0.7个百分点；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7项指标中，衢州有5项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
一个欠发达山区，在五年内、在保持生态环境的背景下，是怎样实现崛起的？这引起了见多识广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的高度兴趣：“衢州还是我的故乡呢！”
纵观衢州崛起的路径，不得不提的是衢州抓住浙江省的“山海协作”契机，实施“借力发展”战略。“山海协作”是浙江省2001年确定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山”主要指以浙江西南山区为主的25个欠发达县(市、区)；“海”主要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山海协作引导两者间经济协作，以平衡本省区域经济，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衢州正是积极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符合产业规划的转移产业，累计签订项目1318个，总投资421.7亿元。同时借“山海协作”之机，培训农民31.12万人，劳务输出40.5万人，衢州市长还亲自为衢州保姆作推荐。并以此为发展机遇，带动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衢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浙江全省范围的“山海协作”，使得这一时期“山”区发展的增速均超出浙江的平均水平，全省11个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协调发展中，浙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社会建设理念。在新农村建设中，明确将“农民”作为主体；在城市社会事业建设中，将就业与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群众关心的十大领域为重点，并且省委省政府每年确定十方面的实事，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来研究和落实解决。
浙江是外来农民工较多的一个省份，到2004年，浙江流动人口达1200万左右，在发展中，浙江比较注重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努力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和当地生活。浙江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建立民工公寓，使数百万民工住上了廉租公寓；二是为农民工建立“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的就业服务平台，免费为本地和外来民工服务；三是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收费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浙江的58万农民工子女中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96%。浙江将外来人口改称为“新浙江人”，这是原住民对后来移民的一种开放和包容的胸怀，是社会走向和谐的生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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