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为什么再次宣示“韬光养晦”
欧阳
君山
韬光养晦的确更适用于强者，目的在于绩效，通过韬光而不耀，养晦以让人，先人而后己，进而更快获取对方的接纳，从而一出头就昂首。弱者原本就没什么“光”，何“韬”之有！《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能发光是好事，但搞那么耀眼干啥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在华外家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两决不”，实际上构成对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基本战略的再次宣示。
——题词
习总为什么再次宣示“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的确更适用于强者，目的在于绩效，通过韬光而不耀，养晦以让人，先人而后己，进而更快获取对方的接纳，从而一出头就昂首。弱者原本就没什么“光”，何“韬”之有！《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能发光是好事，但搞那么耀眼干啥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在华外家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两决不”，实际上构成对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基本战略的再次宣示。
——题词
一段时间以来，伴随中国一系列高精尖端武器的高调亮相，如新型战斗机的成功试飞，尤其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的正式入列及舰载机的成功起降；也伴随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现针锋相对的新立场，也包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新姿态，如三沙市的正式设立，一种老调再被人重弹，那就是中国正弃用“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
如今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两种关于中国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一是“中国威胁论”继续发酵，一是“中国强硬论”悄然兴起。对韬光养晦的怀疑，可说就是中国强硬论的主要代表。表面上看，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强硬论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论调，而且持有人也的确大相径庭，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外国人在谈，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威胁别国的生存；中国强硬论主要是中国人自己在说，认为发展的中国不必再看别国的脸色，要敢于执言，甚至要大胆出头，不做缩头乌鱼。
也尽管中国威胁论远早于中国强硬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在国际上“风起青萍之末”，但实质上，中国强硬论与中国威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看起来像“里应外合”，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强硬论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坐实。人家原说你中国发展后会威胁他，你现在都还够不上发达国家，就要高调不淡定了，不正坐实威胁论吗？
是不是就不能够强硬呢？强硬天生就是错的呢？我们只能够“温良恭俭让”呢？被称为“中华文化源头”的《易》开门见山第一卦“乾”就旗帜鲜明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如果连点强度和硬度都没有，何以成君子？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没有强度和硬度，甚至没点彪悍，不足以称大国。
但问题乃在于，强硬不是气色上强硬，更不是口头上强硬，更不是逞口舌之快，“过把瘾就死”，而是“吾善养浩然之气”，要和颜悦色地强硬。据称“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放言：“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强硬为什么就不能客客气气呢？难道高调就必须声音上高？
这是什么功夫和境界？不是别的，正是韬光养晦！2011年“两会”期间，在“政协委员谈公共外交”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随着中国经济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韬光养晦”的政策会不会发生改变？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先生掷地作声：“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不是一时之计，这是中国人品质的表现。”真良言也！
不少人把韬光养晦当权宜之计，并算到邓小平的头上，这是天大的误解。韬光养晦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方针，乃至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政治语言，的确与邓小平渊源甚深。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针对当时有人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扛旗”和“当头”的情况，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并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也正是这之后明确提出的，显而易见，不是一时之计，甚至也非一般的战略方针，而就是永远要韬光，永远要养晦！
但韬光养晦并不是谁都能够说和做的，有门槛，要资质。咱们台湾的谢长廷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就羊跟老虎来讲,羊说‘我包容你’,没什么意思嘛！”韬光养晦也同样如此，不是说弱者就不能够说和做，但韬光养晦的确更适用于强者。道理很简单，弱者原本就没什么“光”，何“韬”之有！
中华语文为弱者近似韬光养晦的行为和状态准备了另一个词，这就是赵启正先生在记者会上提到的越王勾践的故事——卧薪尝胆。当然也不是说强者就不能够卧薪尝胆，但卧薪尝胆的确更适用于正在成长中的弱势。显而易见，就老虎跟羊来讲，老虎说“我卧薪尝胆”，更没什么意思嘛！
可能正因为没有区分强弱不同的适用场合，韬光养晦常常被人误读，被中国人更多地是误读为缩头乌鱼，被外国人更多地是误读为卧薪尝胆。据《公共外交季刊》编委熊光楷上将的考证，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首次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韬光养晦”所用英文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中文翻译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明显更适合于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不存在什么“等待时机”的问题，更绝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熊上将呼吁用更准确的英文翻译韬光养晦，极其必要，当务之急。
韬光养晦也不是一些所误以为的缩头乌鱼，事实上，韬光养晦正是为了出头，就是为了出头，目的在更有效地出头——《易》的第二卦“坤”说得好：“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不是为低眉而低眉，为顺眼而顺眼，更绝不是窝囊废，韬光养晦为的就是有所作为。但人是社会的人，都联系在一起，无论说话还是做事，必须考虑对方的感受，甚至整个环境的反应。之所以韬光，之所以养晦，目的是考虑绩效，通过韬光而不耀，养晦以让人，先人而后己，进而更快获取对方的接纳，从而一出头就昂首。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一再提醒，高调往往以低调退场，低调往往能高调登台。
十八大后不久，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进行座谈，不仅明确引用《易经》上的古语——“满招损，谦受益”，而且明确提到“两决不”——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同在华专家代表座谈，属于公共外交范畴，应该不算正式的政府外交行为，但这实际上构成对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基本战略的再次宣示。《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能发光是好事，但搞那么耀眼干啥呢？亦如赵启正先生所言，我们自己都不喜欢人家傲慢，为什么现在却想要去傲慢人家呢？关键是达到目的，把光照进对方的内心，让整个环境都亮堂和温暖起来。没错的，不管如何强大，中国外交的名字都叫“韬光养晦”！
（本文刊发于光明网国际观察频道，光明网2012年12月12日首页大头条推荐，作者欧阳君山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香港《成报》特稿：解读习近平“就职演讲”（系列）
习总“人才难得”
（链接）
习总“人才难得”
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解读之一
大政治家一定要有历史感和历史高度，没有历史感，缺乏历史高度，不足以谋大局，不足以运大势，不足以统全局，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历史高度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智大勇，甚至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抱负，恰恰相反，很容易沦为技术官僚甚至政客，湮没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如习总真能充分感知并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可借用毛主席评邓小平同志的话一说，人才难得！
——题记
2012年11月15日上午，一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一个原本平常的上午，对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见面的三百多位中外记者及广大在荧屏前守候观看的观众而言，这个上午甚至有点沉闷，原预告的见面时间已过，但中共中央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久久没有露面，时间的滴答声敲在每一位期待者的心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难道还有什么事没摆平？
但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率六位常委大步登台，尤其习总一番简短的讲话，相信很多人都有气象一新的感觉，不说平地一声惊雷，但多少也有意料之外的诧异，乐观者甚至表示：“习总将开创新时代！”即便谨慎人士，也承认习总讲话让人眼睛一亮，他们的说法是：“听其言，观其行！”平心而论，从习总的神情、姿态和动作等多方面的行为语言看，结合习总讲话的具体内容，当然也不能脱离习总的个人大背景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态势，的确可大致肯定：习总将开风气之新，这个上午会被史册浓墨重彩予以铭记。
从行为语言讲，习总的表现彰显大气、自信和敢作敢为，有个性，敢来事！首先从习总进场的姿势看，步伐矫健，挥手自信，落落大方，绝非小媳妇登台，像个爷们。其次从习总讲话的神情和语气看，如话家常，几乎没有一句官话和套话，颇显诚恳、轻松和从容，讲话虽不到二十分钟，但全过程十分放松，胸有成竹。
行为语言非小事，可说是深层无意识的流露，往往反映本色与真情。但也不必对一次演讲的姿势、语气和神情过度解读，甚至想入非非。更值得琢磨的还是习总讲话的内容，原本只是个记者见面会，但从内容本身来看，完全超越了记者见面会的形式，堪称“施政演讲”。从媒体整理并公布的文本看，讲话内容不过1500来字，但的确透露和折射诸多信息，大可来一番细细的“想入非非”，不妨重新领略一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很高兴同各位记者朋友见面。”这是第一句，开场白，从向记者道歉开腔，可谓低姿态夺入。习总说这一句时一脸笑容，惹人喜欢。
“昨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这些天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对这次大会作了大量报道，向世界各国传递了许多‘中国声音’。大家很敬业、很专业、很辛苦。在此，我代表十八大大会秘书处，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紧接第一句再向记者注目致礼，一连用了三个“很”，“中国声音”一词用得大气、时尚、妥贴。
“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产生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下来，我把其他6位常委同事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李克强同志、张德江同志、俞正声同志、刘云山同志、王岐山同志、张高丽同志。李克强同志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都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家对他们都比较了解。”这是自然转到见面会的主题，干脆利落，一句“大家对他们都比较了解”嘎然而止。
“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这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沉沉的担子。”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话，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宣示责任，算是当众明志。
“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紧接的这一番话充分彰显习总的历史高度，堪称整个讲话的灵魂。让人想起毛主席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为什么要从“三年以来”上溯到“三十年以来”乃至“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呢？这就是历史高度，没有历史高度，我们就不可能准确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去哪里。
大政治家一定要有历史感和历史高度，没有历史感，缺乏历史高度，不足以谋大局，不足以运大势，不足以统全局，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历史高度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智大勇，甚至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抱负，恰恰相反，很容易沦为技术官僚甚至政客，湮没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超巨型文明，近现代之变属于外力强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没有这一个历史高度，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怎么可能统领中国共产党呢？
令人高兴的是，这正是习总紧接下来讲到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这一段话进一步反映习总对历史责任的感知和承担，可借用毛主席评邓小平同志的话一说，人才难得！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不算什么新话，重要的官方文件几乎都要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习总在自己第一次非常个性化的“施政演讲”中论及，鲜明反映他的自觉和坚定。尤其习总作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在这里为“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点题，无意中透露了他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应该可以预期，在习总任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将大大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会加快向中华传统思想和价值即所谓“道统”的复归！
（待续）
习总：“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链接）
习总：“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解读之二
习总对不良文风的批评，一方面得归功于他好学上进，长期以来高度注重人文修养，思想理论上有一种透；另一方面也得甚至更得归功于他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差不多具有从最基层的大队支书到最顶层的总书记的完整经历。从这一点来讲，习总的确如他自己曾讲到的，“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身上散发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
——题记
解读之一：
习总“人才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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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习总并没有停留在历史高度和历史责任，而是迅速回落到地面，紧接着上一段已提到的“人民”展开了：“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没有口号，没有大话，也没有美丽的词藻，并直白说“孩子们”，完全是老百姓的家常话，像邻家大叔。也没有拖泥带水，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干脆收句，掷地有声。整篇讲话朴素平实，这一段又是朴素中的朴素、平实中的平实。甚至连数据也没有，但此时无数胜有据，妙在一“更”字。此一更字超过任何的美丽词藻，老百姓不仅听得懂，而且能听进心，入耳入脑入心。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此一更字无意中折射出习总昂扬向上而又脚踏实地的品格，不用数据的许诺，却胜过数据的许诺。
这可能是字斟句酌的结果，但更可能习总风格的自然流露，他长期似来就反对讲空话套话，提倡讲短话、讲管用的话。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曾发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专门讲话，不仅明确提出反对“长”、“空”、“假”，倡导“短”、“实”、“新”，而且把文风问题提高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从诸多事实看，习总对不良文风可谓深恶痛绝，这一方面得归功于他好学上进，长期以来高度注重人文修养，思想理论上有一种透；另一方面也得甚至更得归功于他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差不多具有从最基层的大队支书到最顶层的总书记的完整经历。从这一点来讲，习总的确如他自己曾讲到的，“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身上散发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
接下来的话也反映习总的朴实：“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一句带有高度的思想性，可能与习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有关，甚至让人想起马克思大力倡导的劳动价值论。只是来得有些突兀，甚至略显不协调，更应该作为习总的感慨。但从朴实的角度看，这句话其实也自然不过，因为它正是要强调脚踏实地，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第二句明显反映习总的朴实，按逻辑发展，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后，应该是所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类的豪言壮语，但习总却再次回落到地面，即“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并“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应该说，“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这段话的最大亮点，因为这一点具有相当的理论针对性和现实针对性。经过三十多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就在十八大召开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题为《展望2060：长期增长的全球视野》报告显示，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基础计算，中国将在一年左右超过欧元区，并最早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另一个几乎同样出色的“成绩”是，我国的“基尼系数”一路走高，乃至于“高处不胜寒”。国家统计局2000年曾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但之后再也没有明确公布过，按一些学者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早已接近甚至超过0.5。走向共同富裕已成为极其迫切的刚性需求！
十八大报告提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把共同富裕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按市场经济常规，贫富分化与市场机制如影随形，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搞市场经济而又避免贫富分化。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也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难题。特别联系到近些年来的富裕阶层移民问题，习总在“施政演讲”中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反映他高度清醒，全局在胸，人民在心，也与“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正如他后边也讲到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应该说，这是人民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道理其实很素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讲，只有大家好，共同富裕，才可能达致均衡。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分化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难题，马克思当年曾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曾作出自己的实践探索，事实上，这需要全人类的思考和实践。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探索。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能够开创市场经济下共同富裕的新局，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的时代新贡献——此诚习总及新领导集体之历史机遇！
（待续）
习总为什么未提政改而讲党建
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解读之三
习总在就职演讲中之所以未提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原因应该在于习总的务实，不说干不了的事，不讲做不到的话。半个月后，习总率众常委第一次出“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即兴讲话中提到一个鲜明甚至耀眼的说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极其可能，空谈误国即暗指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政治体制改革。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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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需要新启蒙
（续前）习总整个讲话是讲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三个重大责任，首先是对民族的责任，第二是对人民的责任，习总接下来讲到第三个：
“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对成绩一句话带过，以形象的“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转而揭示问题，“严峻”、“许多”、“亟待”、“尤其”、“下大力气”，语重心长，并直接呼吁“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应该说，这彰显了习总及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不讳疾忌医的勇气，没有所谓“极少数”对“主流”之类的套话，直面现实和难题。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点题”让一部分人颇感失望，因为这是把反腐败寄托在中共的党建上，而非政治体制改革。
更让人难解的是，十八大报告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习总在“就职演讲”为什么就不呼应一下？当然，党建也不脱离政治体制改革，更非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立面，但党建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十八大报告即有明显反映，在论政治体制改革之外有专门论述党建的独立篇章。
原因可能在于习总的务实，不说干不了的事，不讲做不到的话，言出必行，力戒“空谈”——难道政治体制改革是空谈不成？改革开放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没有“两个凡是”的废止，改革开放能启动吗？无论高层领导重要讲话，还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政治体制改革也从来不是忌讳。真正的遗憾是在于，一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多一笔带过，极少展开论述，也很难看到新话语，似有礼节和应景之嫌。再结合现实效果看，尤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说政治体制改革流于“空谈”，殊不过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流于空谈呢？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目标不明，即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经过何路、到达何处，没有谁能给出令各方信服的指引。一部分人认为答案已经昭然，那就是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包括三权分立、两院制和政党竞争在内。在某些西方国家，由于历史的充分博弈和演进，自由民主体制融化于血肉，高度亲和，不能也不必否认其成功，在一些非西方国家，也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但是不是就泛之四海而皆准呢？似乎没有足够的经验事实支撑，至于纯粹理论，自由民主确实是好东西，算普世价值，可目前有经得起推敲的答案吗？拿《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来说，的确喊得很响，话也很漂亮，但经不起推敲，明显与事实过不去。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性中最殷切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赏识。哪里是什么平等呢？人都是追求对他人的不平等和优越感（“注目礼”）。
“海选”应该泛之四海而皆准吗？作为西式自由民主的重要内容，全民普选直接体现广大群众当家作主，深得民心，天然正当。谁能怀疑这一点呢？但逻辑是无情的，没有逻辑可表明，人人一票的选举就一定达致整体利益最大化。注目礼理论的演绎更清晰显示，唯有在限定系统内，人人一票的选举才可能达致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也从经济学得到印证，唯有限定系统，才能够生成均衡价格。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直接建基于个人原子，这不算错，但人作为社会人，并非孤立的个人原子，而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如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仅会偏离常识，而且也显得虚伪，实行起来即难免流于漂亮的口号，包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内。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明心见性的话：“人们似乎是在追求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即便接受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向西式自由民主体制转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世界范围看，某些国家就代价惨重。中国更是个性独特，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共一党领政；一方面是“封建主义大国”，文明古老，历史悠久，如何转型颇费思量，更由于兹事体大，若非万不得已，断不敢为。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段浪漫岁月，但遭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也不得不付阙如。伟大如小平者，以耋耄之身南巡讲话，只谈经济体制改革，不多言政治体制改革。
一方面是目标不明，一方面是风险巨大，再加上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与眼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存在相当的不协调，而且自由民主的话语权也不在中国掌握，或许也得加上小平同志“不能照搬西方”的定调，按一部分人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事实上已嘎然而止，即便是谈一谈，也更多地加上了限定词——“中国特色”。
与其空谈，不如不谈，这应该正是习总就职演讲中未提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半个月后，习总率众常委第一次出“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有一番即兴讲话，提到一个鲜明甚至耀眼的说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极其可能，空谈误国即暗指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可能空谈误国，那中共党建就能够实干兴邦？
（待续）（本文作者系注目礼思想体系创建人）
本文刊发于香港《成报》2012年12月9日
习总或从党建开辟政改新路
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解读之四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离开中共党建来论政改，不仅会出丑，而且可能出大丑。当务之急是以党建为切入点，把政改融入党建，对
既有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真诚（不是做样子）创造一定的竞争、监督和制衡机制，甚至引入一定的对立面，目的在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真正激发党的领导活力，开创新政治文明，这可能是目下中国政改的现实选择，也可能是习总准备运筹的蓝图方案。
——题记
（续前）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如果说令人浮想联翩的政治体制改革“空谈误国”，那党建能不能“实干兴邦”呢？有一点要先稍加辨析，那就是党建与政改有区分，党建是一党私事，政改乃一国公事，岂能混为一谈？但党建并非政改的对立面，尽管党的报告多把党建与政改分而论之，但实质上，由于中共一党领政，党建在相当大程度上能走向政改，同理，政改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回归党建。
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政改大体已回归党建，甚至可以讲，党建替代了政改。最高层把热情、时间、精力甚至财力转移到党建，党建开始更多肩负政治文明的重任，乃至如今“党内民主”流行。这一点在十六大后尤其明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集体第一站就到西北坡考察学习，从2005年1月开始到2006年中，全党又进行声势浩大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七大报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观察家似乎多不看好，认为党建本质上是道德运动，不可能奏效，实践中也只能流于形式主义，有的甚至直斥为自娱自乐。从现实看，无论江泽民时代的“三讲”，还是胡锦涛时代的“保先”，不能说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但效果的确不太明显，多少就像一阵风，这已从官员腐败愈演愈烈上充分彰显。但对后邓小平时代而言，从政改转到党建，或者说用党建替代政改，即大力抓党建而礼节性地表示一下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不只是因为之前的政改现实上已嘎然而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党建的选择正确！
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雄雄一窝。”人的因素第一，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否认，离开了人，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正是大力抓党建的大中至正，它抓住了人这一最活跃、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如党建切实能把中共打造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何乐而不为！党建本质上是道德运动，可有什么不对呢？人类对美德的需求丝毫不亚于对空气的需要！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德治是营效成本最低的治理模式。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共不只是当代中国的核心领导力量，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不少人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开口“人民”，闭口“国家”，一切以“公共”的名头，虽不无启发意义，但本质上都是空头政治，很简单，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离开中共党建来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会出丑，而且可能出大丑。小平同志说得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社会都应该聚焦党建，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就像当年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教授鼓励优秀之士都应该入党一样。动辄放言与所谓的世界主流接轨，实际上都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浪漫之举。
党建也符合中共自身的记忆，历史之所以选择中共，分析起来可能非常复杂，但在建政前的特定历史时空中，中共的先进性确实不虚，可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表达：“我认为曾（曾国藩）、左（左宗棠）等人能打败洪（洪秀全）、杨（杨秀清），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精神与信心正来自于党建，应该正因为此，党建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被称誉为“三大法宝”。对党建的重要意义，习总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有一个提法一语道破：“有德才得，有诚才成。”
问题是党建要怎样抓。无论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共都高度重视抓党建，归纳一下，不外乎关门抓党建和开门抓党建。不让群众参与，也不让别的力量参与，一家人关起门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关门抓党建，虽然也不无裨益，但由于“一家人难说两家话”，最后难免流于自说自话；而且形式上也无法常态化，容易沦于运动，一阵风吹过。以我为主，让群众参与，甚至引入一定的对立面，推诚布公。这就是开门抓党建，要害在于一定的对立面。
应该说，建政前，中共党建总体上都带有开门性质，甚至就属于开门式，原因在于不论开不开门，当时都自动存在对立面，包括中国国民党和其他社会力量，这应该正是中共先进性的重要源泉。建政后，毛泽东无数次畅谈“设置对立面”，原因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对立面能催生先进性。当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毛泽东笑谈：“应该给赫鲁晓夫颁发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并非纯粹玩笑，没有赫鲁晓夫当时的逼，中国的核武器或许真不会成功得如此之快。
目前是和平建设时期，内部没有明确的反对力量，而且中共一党领政的地位已历史地确定，如何和平引入一定的对立面，堪称问题中的问题、关键中的关键。据称，高度关注政改的任仲夷老先生临终前说过，党的领导与三权分立并不矛盾！这一点很值得认真思考，深刻洞察了领导与制衡的统一。事实上，中国既有的根本政治制度——主要成分即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带有融合领导与制衡的意味，但似乎更多地强调了领导，制衡还不够；更多地强调了集中统一，对立还不够。从来源上讲，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既非来自苏联，也非来自欧美，而的确是中国独创。
当务之急是以党建为切入点，把政改融入党建，对既有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真诚（不是做样子）创造一定的竞争、监督和制衡机制，甚至引入一定的对立面，目的在于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真正激发党的领导活力，开创新政治文明，这可能是目下中国政改的现实选择。在发表“就职演讲”半个多月后，习总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并讲话，有一个提法比较抢眼：“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不同于过去通常并论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并且“进”成为侧重点。有可能，习总会从党建开辟政改新路，突破“龙游浅水”的困境！
（待续）（本文作者系注目礼思想体系创建人）
习总抓党建的大逻辑（待续）
习总之烦：政令出中南海多远（待续）
习总之剑：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破解“历史三峡”难题（待续）
习总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华道统（待续）
寄厚望于习总：人格为王（待续）